内容提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条主线，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基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本章主要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着重分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阐述“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第一节 解放思想、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精髓，就是贯穿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理论生命力的东西，是理论体系的灵魂。邓小平理论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局性的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严重错误。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

在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曾经在党内盛行一时，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为我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0年，他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坚决反对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行为，标志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已经从具体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所以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至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地位，在全党形成共识。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带来的精神枷锁，实现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中国共产党从此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中国革命胜利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更加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国后，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党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他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方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得到证明，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给党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严重错误。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一)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的任务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在这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邓小平以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科学精神，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在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

1、邓小平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但是，刚刚开始拨乱反正就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如果照“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那就无法正确地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状态就不可能改变；也就不可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科学地提出并阐明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不能抓住一两句话断章取义，任意加以割裂和歪曲。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真理是不能穷尽的，毛泽东思想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二)支持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成为其后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一发表，得到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但也遭到“凡是派”的责难和反对。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毛泽东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严肃地批驳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坚定地支持了当时受到压制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把讨论引向深入，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

第一，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从建党初期一直到1963年反复阐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等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坚持实践标准是“丢刀子”、 “砍旗”等谬论，坚定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第二，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实质是，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首先，这场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而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这场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活跃了党内外的思想，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机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三)两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也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成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也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四)科学地阐述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

　　 邓小平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首先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还根据新形势下的新情况突出地提出并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首要前提。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要求主观服从客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常识。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顶峰论”、“两个凡是”论之类的主观主义思维方式的禁锢下，我们的党内和干部中养成了一种只知“唯书”、“唯上”的僵化保守、盲从迷信、长官意志、因循守旧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首先破除现代迷信和思想僵化，大大解放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解放思想本身不是目的，解放思想的真正目的在于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的束缚和干扰，为的是在思想上正确认识，从而在实践中严格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达到真正实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并不等于随心所欲，胡思乱想，而必须与实事求是相联系，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成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法宝。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

　(一)生产力标准的提出

　　在倡导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邓小平就开始对实践标准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9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就，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83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生活，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86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的雏型。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首次以“生产力标准”的概念概括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并且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1992年，针对当时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左倾思潮，针对人们因思想受到束缚而迈不开改革步子的状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仅包括了生产力标准，而且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深化，是邓小平反复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得出的重要结论。

(三)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意义

　　确立“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对改革开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为我们扫清了阻碍改革开放的种种左的思想和观念的障碍，它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二，以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为标准，是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和时代发展以及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决定的。

　　第三，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

　　第四，“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提供了根本依据。

　　第五，“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使我们排除了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的干扰，使我们更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胆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第二节 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

一、突破社会主义单一模式的束缚

　　　(一)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突破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模式的束缚，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道路。

　　建国初期，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缺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于是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1956年苏共20大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我们党和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觉察，提出要“引以为戒”，少走弯路，开始尝试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1957年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发展，我们不仅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反而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进一步凝固化并发展到极端，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带全局性的灾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二)突破社会主义单一模式的束缚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各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有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束缚，使我们党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

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又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这个方针，创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取得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两方面的迫切任务：一方面，要调整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改革体制。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情的最重要的特点和最深层次的矛盾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特别是土地资源相对贫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人口数量多，但总体素质比较低，高科技人才十分缺乏，同时人才流失还相当严重，所以，人才短缺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人才需要之间在相当长时期内始终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矛盾。我国另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相对于众多的人口，耕地、水源、森林、牧场、石油、煤炭、天然气和其他各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十分有限。从这些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社会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它只能是中国式的，而不能是西方式的或其他模式的现代化。

(二)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他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最大实际，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市场体系不完善，至今我们仍缺乏大工业所要求的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所需要的科学劳动组织以及管理文化。而且封建的伦理道德以及封建宗法思想和秩序、小生产习惯势力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存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缺乏，各地区、各部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以，我们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都必须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正是由于我们没有认清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使我们犯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历史的教训表明，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苏联模式那种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过分集中的体制时，那种企图超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因而把发展商品经济和多种经济成份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观念，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障碍。邓小平适时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对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作用。